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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論論文

原文：

　　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傅毅之於班固，伯仲之間耳，而固小之，與弟超書曰：「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，下筆不能自休。」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。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。里語曰：「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。」斯不自見之患也。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文舉，廣陵陳琳孔璋，山陽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偉長，陳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璉，東平劉楨公幹：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。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於斯累，而作論文。

　　王粲長於辭賦；徐幹時有齊氣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，幹之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，雖張蔡不過也。然於他文，未能稱是。琳、瑀之章表書記，今之雋也。應瑒和而不壯。劉楨壯而不密。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，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以至乎雜以嘲戲，及其所善，揚、班儔也。

　　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，又患闇於自見，謂己為賢。夫文本同而末異。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。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；唯通才能備其體。

　　文以氣為主；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致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；至於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
　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。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顯而制禮；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夫然，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。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懾於飢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於上，體貌衰於下，忽然與萬物遷化，斯志士之大痛也！融等已逝，唯幹著論，成一家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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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文/翻譯：

　　文人互相輕視，自古以來就是如此。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，不分高下，然而班固輕視傅毅，他在 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：“傅武仲因為擅長寫文章當了蘭台令史的官職，（但）下筆千言，不知所止。”大凡人總是善看到自己的優點，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種體裁，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，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，鄉里俗話說：“家中有一把破掃帚，也會看它價值千金。”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。當今的文人，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、廣陵人陳琳陳孔璋、山陽人王粲王仲宣、北海人徐幹徐偉長、陳留人阮瑀阮文瑜、汝南人應暘應德璉、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。這“七子”，在學問上是沒有什麼遺漏的，於文辭沒借用別人的，（在文壇上）都各自像騏驥千里賓士，並駕齊驅，要叫他們互相欽服，也實在是困難了。我審察自己，來衡量別人，所以能夠免於（文人相輕）這種拖累，而 寫作這篇論文。

　　王粲擅長於辭賦，徐幹不時有齊人的（舒緩）習氣，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。如王粲的《初征賦》、《登樓賦》、《槐賦》、《征思賦》，徐幹的《玄猿賦》、《漏卮賦》、《圓扇賦》、《橘賦》，雖是張衡、蔡邕也是超不過的。然而其他文章，卻不能與此相稱。陳琳和阮瑀的章、表、書、記是當今特出的。應暘平和但不夠雄壯，劉楨雄壯但不夠細密。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，有過人之處，然而不善立論，詞采勝過說理，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。至於說他所擅長的（體裁），是揚雄、班固一流的。

　　一般人看重古人，輕視今人，崇尚名聲，不重實際，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，總以為自己賢能。大凡文章（用文辭表達內容）的本質是共同的，而具體（體裁和形式）的末節又是不同的，所以奏章、駁議適宜文雅， 書信、論說適宜說理，銘文、誄文崇尚事實，詩歌、賦體應該華美。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，所以能文之人有所偏好；只有全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。

　　文章是以“氣”為主導的，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，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。用音樂來作比喻，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，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，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，雖是父親和兄長，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。

　　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，是不朽的盛大事業。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，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，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，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，沒有窮期。因此，古代的作者，投身於寫作，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 書籍中，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，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，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。所以周文王被囚禁，而推演出了《周易》，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《禮》，（文王）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，（周公）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。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，這是懼怕時間流逝罷了。多數人都不願努力，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，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，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，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，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，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，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，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！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，只有徐幹著有《中論》，成為一家之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