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天憫人
自古以來，賢能的人肩負的責任總是比一般人多得多，例如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，孔子總是忙碌著，坐席片刻都沒能坐暖，墨子心存濟世，奔走四方，每每新住處的煙囪都還沒被燻黑，就又離開到其他地方……這些被後世所稱頌的聖人，他們難道不想安逸度日嗎？但由於他們心繫天下窮苦的人們，因此無法讓自己獨自享樂。
唐德宗時，有位名叫陽城的官員，他滿腹經綸、飽讀詩書，擔任諫官的位置，應該要負責勸諫天子，但他卻很少這麼做。與他同朝為官的韓愈認為能力越大、責任越大，對於陽城的無所作為感到不贊同，因此便寫了爭臣論，譏諷陽城沒有盡到他該盡的責任。
陽城與其他的官員不同，在高中進士後，反而退居山中研究學問，當時很多人仰慕他的才華，紛紛前來求學，唐德宗因此下令召他前來擔任諫議大夫。他並不是自願當官，照理來說韓愈不應該對他這麼嚴格，但韓愈在爭臣論中寫出自己的想法，他認為：自古以來，聖人賢士當官本來就不是為了權勢與名利，是因為擔心百姓生活疾苦、煩惱國家的局勢動盪，所以才學習治世之道，並總想著利用所學的一切來為國家人民徵求福祉。而陽城如果真是個大家口中所推崇的聖人，那麼就更應該要知道時事的困頓，並且「畏天命而悲人窮」，憐憫百姓所受的苦難，盡自己所能去讓國家變得更加美好，怎麼可以只顧著過自己的安逸生活呢？
這篇文章發表後，陽城並沒有多做回應，但後來大臣裴延齡誣陷忠良，使得陸贄等人遭到罷黜時，陽城一改平時對朝政少言的作風，上書論述裴延齡的罪狀，替陸贄等人申訴，並努力阻止德宗任命裴延齡為相，或許便是受到韓愈文章的影響。
而韓愈文章中的「畏天命而悲人窮」後來便演變成「悲天憫人」這句成語，比喻為時局的多變感到哀傷，並憐憫百姓所受的苦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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